施勇“规则之下” 香格纳画廊（西岸）展览现场

艺术家施勇最新个展“规则之下”现于香格纳画廊西岸空间二楼展出中，此次展览呈现了其于今年新创作的11组作品，延续了2015年个展的创作脉络。施勇以“暴力+修饰的组合性词汇”（拆解，切割，焊接，整形，表皮上色等）为动作和姿态消解实物本来的面目，通过现场的强制性干预和绝对性的控制来重构一种语法：一种暗含着现实维度的权力美学的形式。在这里，物件碎片作为身体的隐喻以及现场作为控制的容器对施勇而言重要而且必须，它们是另一种现实的转译也是身体被消失被抽象的无可挽回的佐证。展览现场放置的近乎于抽象的碎片式的物件，正是一个关于“艺术家施勇”这个身份的存在的隐喻。

施勇，规则之下-L，

装置 综合材料，133 × 122.5 × 17 cm，2017年

施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九十年代初从绘画转向装置、影像与行为。从《扩音现场：一个私人空间的交叉回声》（1995年），《来自中国的艺术样品》（1996年），《想象：每个中国人都是黄头发》（1999年），《憧憬制造》（2000年），《飞Q》（2003年），《继续》（2004），《我们不想停止》（2006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2010年），以及《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2015年）等这些作品中能看到，施勇一方面敏感于社会空间场域的急速扭转，另一方面艺术家也善于对普通人在社会变化时采取的姿态进行媚俗化戏仿。

中国有句俗语——削尖了脑袋也要想做什么，一方面形容了人行为的机巧、玲珑，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人的不择手段甚至残忍，可以说施勇早期的大量创作都在描绘这样一个群体。在一切为经济服务的环境当中，人精神的矮化是必然的。这意味着人变为一些软弱的，易于屈服，易于被塑造的单子。就像《想象：每个中国人都是黄头发》一样，图像的荒诞映射着中国人对西方的一种表层化的认同，认同那个物质化的、消费化的西方，而和西方内在的矛盾性无关，与民主国家内部的宗教与世俗文化的张力也无关。脱亚入欧这个殖民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魔咒再一次被诵读，就像作品《我们不想停止》那样，WTO被解读为“we don’t want to stop”。作品以一个火箭与汽车杂交的形状出现，仿佛是一枚即将飞向深渊的核弹。

施勇，规则之下-C，

装置 综合材料，136.5 × 107 × 50 cm，2017年

从2003年的《飞Q》到2006年的《我们不想停止》，再到2017年的《规则之下》，我们能看到机械在施勇的创作脉络里所扮演的角色，速度和结构变为一种具象化的载体呈现在观众面前，它们占领着展览的空间，呈现着现代化的变形和扭曲。这些形状事实上属于生活在这个高速运行国度里的每个人，它就像一个不断被加热的引擎，在时间轴里不断攀升，最后结局非常好预测，当然也没有人会谈及。从2015年的《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开始，施勇感受到了环境的拆解、隐藏和粉饰，所有的粉饰都是为了擦拭掉暴力拆解后的遗痕。因此，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被拆解掉了，为何拆解，如何拆解，拆解之前它的原貌是怎样的，功能是怎样的，之后又是如何被粉饰、掩盖的？

带着这些疑问，也许我们能够获得很多事实的真相，但实际上当观看了施勇的展览之后，你会更加迷惑，那些紧贴墙壁的残件成为展览的主角之后，人们会思考到什么？从现实层面看，这些部件与早期展览中那些来自房市的装修边角料一样成为共和国光辉的碎屑。以城市化为地基的现代化过程完成之后，所有剩余物包括人的生命都会沦为什么？我们能否以一个完满的结局收场？泡沫总是会破碎，而当破碎之时历史血腥的一面才会呈现出其应有的模样，然后一切必然会以现实而古老的方式以粉饰。

施勇“规则之下” 香格纳画廊（西岸）展览现场

在《规则之下》这件作品中，所有早期的共谋者，当然也会成为时代的共存着，只是竞速者变为了时代垃圾场的基石，1米33作为展览的规则如同一条政治红线，它阻隔着所有被时间包浆之物向更高的荣誉乞讨位置，当古典诗词在电视屏幕中响起，所有工业时代的随从仿佛即刻被遗忘了。这些汽车的零部件被粉饰后变为了无用之物，成为了虚无之神吐出的骨头，而后我们需要做的是进入历史的空象，承认自己是时代病毒的被传染者，接受新神（也是旧神）的洗礼。

在施勇的世界里，金发可以配中山装，幸福可以倒置，文献展可以暂停，人的不同感官可以混淆，人也可以用手来走路，身体可以半身钻进飞碟里与旋转的机器合为一体，工业边角料可以成为抽象作品，汽车的零部件可以成为包浆装置，所有的荒诞不是艺术家意图为之而是现实已然成形的结果，这部荒诞的小说一章接着一章，一个景接着一个景，是集体创造的现代启示录，也是规则之下人的摇摆舞。（文：李旭辉 图：香格纳画廊西岸空间）